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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全世界对他的出身卑贱抱有轻蔑之感,并且由于害怕他的残暴而产生憎恶之情,于是非洲首先造反了,其后是罗马的元老院和全罗马的人民以及整个意大利都合谋反对他了。甚至连他自己的军队也加入谋反了。因为他的军队包围阿奎莱亚(Aquile-ia),要夺取它而遇到种种困难的时候,对于他的残酷感到恼恨,同时因为发现他的仇敌是如此之多,也就不太害怕他,于是把他杀死了。例如,在意大利我们就有费拉拉公爵[2]。其所以能够抵御1484年威尼斯人的侵袭和1510年教皇朱利奥[3]的侵袭,就是因为在这个领地的统治已经历史悠久了,此外更无其他原因[4]。因为世袭的君主得罪人民的原因和必要性都比较少,因此他自然会比较为人们所爱戴。除非他异常恶劣,惹人憎恨之外,他的臣民自然而然地向着他,这是顺理成章的。而且革新的记忆与原因,由于统治已经年代久远并且连绵不断而消失了;因为一次变革总是为另一次变革留下可以继续进行的条件的。那些光靠幸运,从平民崛起成为君主的人们,在发迹时并不很辛苦劳瘁,但是保持其地位时就很辛苦劳瘁了。当他们在途中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困难,因为他们是在那里飞翔。可是等到他们落脚之后,一切困难就应运而生了。那些依靠金钱或者由于他人的恩惠赐与而获得某一国家的人们就是这样的人。在希腊的伊奥尼亚和赫莱斯蓬等城市,就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在这些城市里,他们是由大流士立为君主的,为的是使他们为着大流士的安全和荣誉而保有这些城市。还有那些依靠收买军队,从平民跃登宝座的皇帝们亦复如此。威廉希尔亚洲中文官网[2]此处译文根据M.Casella和M.Bonfantini等校订本;但G.Mazzoni校订本作“(他们)不是小心谨慎”,与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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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即乔万尼·坎达库泽诺(GiovanniCantacuzeno,1300—1383),同帕莱奥洛吉(Paleologhi)因拜占庭王权内讧(1341—1347),于1346年同土耳其苏丹结盟,苏丹派了自己的儿子去帮助他并出兵希腊,这就成为土耳其人在欧洲扩张的第一基地。[3]“幸运”(fortuna),一译“命运”;“能力”(virtù),同前者相对待,是马基雅维里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的用语一样,通常指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力量,包括才能智慧,只是在极少数场合特指美德善行。但是如果在那里以驻屯军队来代替殖民的话,由于维持驻屯军不得不把那个国家获得的全部收入耗费掉,这样耗费就更多了;结果所得反而变成损失,而且得罪的人就更多了,因为由于他的军队从这里到那里辗转调动,那个国家全部受到损害,对此每一个人都感到痛苦,于是一个个都变成他的仇敌了。他们虽然被打败了,可是仍然在他们自己的老家里,是能够为害的敌人。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说来,驻屯军队是不中用的,而殖民却是有益的。那些依靠能力而成为君主的人,在取得君权的时候是困难的,但是以后保持它就容易了。在取得君权时发生的困难,一部分是由于他们为着建立他们的国家和确保安全,不得不采取新的规章制度。而且必须记住,再没有比着手率先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了,再没有比此事的成败更加不确定,执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这是因为革新者使所有在旧制度之下顺利的人们都成为敌人了,而使那些在新制度之下可能顺利的人们却成为半心半意的拥护者。这种半心半意之所以产生,一部分是这些人由于对他们的对手怀有恐惧心理,因为他们的对手拥有有利于自身的法律,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人类的不轻易信任的心理——对于新的事物在没有取得牢靠的经验以前,他们是不会确实相信的。因此,当那些敌人一旦有机会进攻的时候,他们就结党成帮地干起来;而另一方面,其他的人们只是半心半意地进行防御。为此,君主同他们在一起是危险重重的。

[2]马其顿的菲利普(FilippoMacedone),是指菲利普五世。他在公元前三世纪初和二世纪末曾两次同罗马人作战多年,终于在公元前197年被战败。[1]安托尼奥·达·韦纳弗罗(MesserAntoniodaVenafro)最优秀的法学家,是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干练而可靠的大臣。为了更稳固地保有国家,君主们建筑堡垒,作为对付那些企图反对自己的人们的缰绳和马勒,并且作为对付突然失宠的安全避难所,这已经成为习惯了。我赞赏这个方法,因为是自古以来就通用的。然而在我们时代里,已经看到梅塞尔·尼科洛·维泰利破坏了卡斯特洛市的两个堡垒以便保住那个国家[4]。乌尔比诺公爵圭多·乌巴尔多[5]回到他过去被切萨雷·博尔贾逐出的领地,他把该城的所有堡垒夷为平地;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堡垒,他再度丧失他的国家就更加困难了。而且,本蒂沃利奥回到波洛尼亚的时候[6]也采取了同样的作法。但是,如果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在语言、习惯和各种制度上同征服国不同,那末就会发生种种困难了。要保有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就需要非常的好运并作出巨大的努力。而最好和最有力的办法之一,也许是征服者亲自前往,驻节在那里。这就会使得他的占领地更加稳固,更加持久,例如土耳其人在希腊就是这样作的[4]。假使土耳其国王不移跸希腊,那么,即使他为着保有希腊而采取其他一切办法,他还是不能够保有那个国家的。因为如果一个人在当地的话,骚乱一露头他就能够察觉了,从而他就能够迅速地加以消除。但是如果他不在跟前,那么,只有在大乱的时候他才能够察觉,那时他已经不再能够消除骚乱了。除此之外,那个地方不受他的官吏掠夺;臣民由于能够立即求助于君主而感到满意。因此,那些愿意做良民的人势必更加爱戴君主,而那些别有怀抱的人则势必更加害怕他。至于那些想从外部进攻这个国家的人,就必须非常谨慎,因为当君主驻节其地之日,想把它从君主手里夺取过来是极困难的。

[7]公元前的二世纪,希腊的埃托利亚人及其他希腊城邦,为了反对与加太基结盟的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因此与罗马人结盟,让罗马人进入希腊。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打败菲利普五世对希腊各城邦的野心。君主如果被人认为变幻无常、轻率浅薄、软弱怯懦、优柔寡断,就会受到轻视。因此,他必须象提防暗礁一样提防这一切。他应该努力在行动中表现伟大、英勇、严肃庄重、坚忍不拔。关于臣民的私事问题,他所作的决断应该是不可更改的。而且,他应该支持人们对他抱有这样一种见解:谁都不要指望欺骗他或者瞒过他。威廉希尔亚洲中文官网假使摩西、居鲁士、提修斯和罗慕洛不曾拿起武器,他们就不能够使人长时期地遵守他们的戒律,正如我们这个时代的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修道士[6]的遭遇一样。当大众一旦不再相信他的时候,他就同他的新制度一起被毁灭了,因为他既没有办法使那些曾经信仰他的人们坚定信仰,也没有办法使那些不信仰的人们信仰。所以,象这样的人物,在行动中有着巨大的困难。他们的一切艰险就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们必须运用力量加以克服,而一旦克服了困难,他们就会开始受到人们的尊敬,当他们消灭了那些对他们的高位嫉妒的人们之后,他们就能够继续享有权势、安全、尊荣和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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